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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生---- 一事无成的成功者

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整个在日后搞至轰轰烈烈的豪放词派,至此才算是有了自己的源头。)

    (可是,我们也应该记得,当苏轼他牵黄擎苍,“千骑卷平岗”的时侯,他已经五十岁了,在那个“人活七十古来稀”的时代中,这几乎已是人生的余烬阶段,在这样的时候蒙受重创,又能在这样的时候舔好伤口,坦然的站起来,仍旧对着世界大张臂膀,去用力的吞吐天风,歌啸豪音,更能够将之前自己的所长再有突破,就此成为一代词宗…)

    (所以,苏轼他才能成为中国文天上璀璨群星当中不次李杜,不让五柳的夺目巨星。)

    (自古以来,中国也不知有多少大才子或是自以为的大才子蒙冤失意,仅宋“元佑党人”一案,南窜名臣何止百人?但,之中亦只出了一个苏东坡。)

    (又扯远了,再拉回来吧。)

    关于贾谊在长沙任太傅期间的事情,太史公一点也没说,只有这样的一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

    没了。

    关于贾谊在这期间有何建树,有何政治观点,一字未提,只是全文纪录了他另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鸮赋。

    当然,对照检索其它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他在此期有作一些事情,其中包括上书为他的政敌声援,就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提出意见……不过,在我看来,有此一文,已经足够了,足够告诉我们贾谊在这期间都干了些什么,都有了什么变化,为什么?请向下看:

    鸮,当时长沙的俗称是“服”,具体是什么鸟,我也不清楚,照记述来看,是一种和喜鹊差不多大的黑鸟,有一天突然飞到了贾谊的屋子里,呆呆的看着他,也不飞走。

    (再扯一下,看到这里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埃德加坡,这家伙曾写过一首长诗叫“乌鸦”,讲得也是有一天一只黑鸟飞进他家里,冷冷看着他也不飞走的事情,如果是当年咱家还在迷比较文学的时候,单就这个就能敷衍一篇论文出来……不过,全诗气氛技巧和贾谊就没得比了,至少文字就太啰嗦,只能说还算有趣。)

    一开始,贾谊就把气氛处理的很压抑,他占了一下,说“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就是说野鸟自个飞进来啦,看来主人快要搬出去啦!

    读到这里,我们要结合上贾谊当时所处的环境,从开始太史公就说了: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就是说贾谊自个儿就担心自己可能会活不长,人要心里有想法,就容易瞎联想,他现在就也是这样。

    接着,他就干脆搬把凳子坐下,和这服鸟正式聊开了。

    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

    看样子你也不一凡鸟,不然不会吓也吓不走,那你就说说吧:我下面会怎样?能调走就告诉我,得在这呆一辈子更要告诉我,怎么都成,但反正得给个准话。

    要咱们在边上,准觉他至少傻了一半:没事你跟一鸟呕什么气啊?可,不,那鸟还真答理他了。

    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叹一口气,那鸟一抬头,抖抖膀子,开始聊了,不过他到底是一鸟啊,说不出人话,所以要贾谊自个去悟,就是“对以意。”

    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

    OMG,运数这东西,谁能说清啊!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

    你让我说人命好命坏,可怎么说啊,好事有时就是坏事,坏事有时变成好事,忧喜吉凶,他们是聚门同域的,在一块儿。

    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

    吴厉害吧?可夫差被挂掉了,越那地穷吧?人勾践后来还整到春秋五霸,李斯不是很能耐吗?最后什么刑都使他身上了,傅说干施工那会苦不苦?后来给武丁当了宰相。

    于是,一人一鸟,一齐叹了一口气。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

    命这东西啊,真TMMD的是说不清啊!

    然后,那鸟想想,不能尽整这消极的啊?给你讲讲道理吧:

    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

    天意飘渺,你那知那块云就盖到你了?道这东西,你那有本事算清楚?什么东西都有你看不到的规律,你小子瞎着急啥呢?!

    之后,便是秦汉古文中最有名的独白之一:(瞧见下面那段文字没反应的,别和我说你看过射雕)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

    告你吧小子,这天地就一火炉,那个“命”就是这看炉的工人,日月更替,如炭熊熊,而万物生灵就是炉里那被烧的嘟嘟冒泡的铜汁儿。

    明白了?你就一滴铜汁罢了!聚散离合,那有什么道理啊,成败喜悲,那是没头的,你现在是人不假,可也没啥,就算是突然变成阿狗阿猫啊,都不奇怪!

    在这里,以及上面福祸相连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老庄思想对贾谊的影响,特别是那对于“人之为人的偶然性”的思考,简直和庄周梦蝶那事如出一辙,而且有着一种极深的豁达,一种无谓:为人如何?不足控抟,异物如何?不足为患!

    看见没,这个阶段的贾谊,对于老庄的理解已经有了很深的段数,可以把梦蝶精神吃到这个地步,把道德经这样灵活的改造融合进自己的作品,绝对需要很长时间的阅读与思考,可不是象獭祭鱼一样抓几块竹子在手头边翻边抄就能写出来的。

    但这一下问题就来了,我们都知道:贾谊虽然少解诗书,可他循得是李斯韩非那一路数,是法家筋骨哎!充其量再加上点儒学礼法,可没老庄什么事啊!

    不用往远里走,就看三年前那文字,吊屈原赋,里面除了牢骚还是牢骚,指天骂地,壮怀激烈,可没半点老庄的影子在里面吧?

    说到贾谊早期和老庄思想的交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史记》中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诸篇,因为是诸少孙所作,地位、价值均相对较低,也就相当于高鹗整得那什么“兰桂齐芳”……不过,其中倒也有一些有意思的资料。

    《日者列传》(话说,这个日者的意思可不是FugMan……是占卜者的意思。)中提到一个人,叫司马季主,卜於长安东市。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个在北京天桥下边算命的半仙。

    不过这个半仙,他有名啊!

    当时,贾谊刚入朝,还干着博士,有天,和一个同事叫宋忠的,“俱出洗沐。”

    这个洗沐,并不是真去洗澡,而是当时官员的一种假日名称,五日一洗沐。说两人俱出洗沐,其实就是两人一道出去遛弯了。

    他们去那儿呢……去看司马半仙去了。

    贾谊去看半仙的理由很有趣:“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

    我听说啊,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圣人们如果不当官,就会去装神弄鬼,现在朝中的官我都见过了,也看清了,那就再碰碰运气,去算命的当中看一看吧。

    一如既往的大口气,才一个六百石的博士,入朝不到一年,就把“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统统打包,拿签字笔标上大大的“皆可知”三个字……说实话,也真怨不得人搞他哇。

    司马半仙讲得是什么呢?“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从这来看,是广义的阴阳家与道家的结合体,按照诸少孙的说法,贾谊听得很有感觉,就向他提问:“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

    三公九卿我也见不少了,感觉他们能力还不如你呢,可你怎么就混这么惨呢?

    让我们今天看吧,觉得贾谊这话说的有点俗:咋开口就提待遇问题呢?金钱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啊,我们应该培养健康的生活态度与事业观,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干事干净,注意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子,正确评估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作到快乐工作、快乐生活……是吧?

    不过这倒也不光贾谊,这本来就是他师门的传统。

    查一下李斯的传记吧,他自觉求学有成,准备赴秦求用时,是这样向荀子辞行的。

    “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我看明白了,秦王他现在是铁了心啦,要抛开联合国单干哩!这个时候,可是发大财的好机会啊,我要去碰碰运气,看看那边院外游说集团的水深不深了。

    李斯毫不讳言自己现在没地位,也毫不掩饰自己现在有野心,并对那些没地位又没野心的人表示了强烈的鄙视:“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没本事也就罢了,有本事还不努力争取,甘于所谓的宁静,那何止不配称士,简直不配称人,那是会走路的肉块啊!

    把这两段话放在一齐读读,心相印处,简直异身同魂!

    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儒,高度评价自我价值以及所持的原则和价值,全力抓住一切机会来推行实践之,视之为自我价值的体现。已完全浸淫于这商品社会并被之重塑价值观的我们,并没有资格因这强烈到赤裸裸的物欲来嘲笑李斯和贾生,因为,在他们,这只是目标的一个收获,并非目标本身,是实践自我理想、改造外在世界的必行之步,更高的地位将带来更大的声音,可以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更多的地方,至于那些丰厚软甘,只是随着地位提升而必将出现的一种副产品而已。

    儒行刚健之道,道尚清净无为,入世与出世的争论,正是他们的根本区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儒与法,其实又并无区别:儒是有情之法,法是决绝之儒,两者同样重视秩序,同样有强烈的入世欲望,遵奉着同样的圣人与先贤,在多数问题上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所差的,只是方法论而已……借道家的话说,“此二者,同出而异名”。

    回到半仙这儿,面对贾谊的疑问,司马半仙的回答倒是和咱们想的差不多:先把当官这门职业大骂一气,无非是说些什么见了领导就烧香,见了群众就放枪,能拐就拐,能筐就筐之类的东西,说现在这个选拔体系啊,好人是当不了官嘀……当然,他倒还没再进一步,明确宣布说当上了官的都不是好人,不过,面对两个刚刚提拔,而且还在公卿级后备名单上的年轻干部,他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已经够噎人的了。

    然后,他又把自己的专业大吹了一气,强调说千门也没什么不好,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历史,从有三皇五帝列圣先贤开始,他们就开始同门共域,跟着A钱了,而且这项工作成本小,对硬件要求低,起身就能关门,坐下就能开张,绿色环保,不产生环境污染,等等,中间,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性,还引了一段庄子的话,叫作“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

    ……不过呢,咱们私下说说,拿庄子的话来,也实在证明不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在庄子眼里,连强盗都是有道之人呢,骗子算什么?

    最毒的,是司马半仙的最后几句话:“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

    好马不和叫驴一齐跑,凤凰不跟麻雀一块飞,我当然也不会和那些三流人物呆一块儿当官……你两个小东西,那知道我老人家的道理呢?!

    应该说,从头到尾,司马半仙的话都流露着强烈的庄子流风格,就算没有引庄子那几句话,咱们也可以毫不犹豫的把他划进道家里面去。

    按照诸少孙的说法,他是成功的雷到了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而且还让贾谊发出了感叹:“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并且反省了自身“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认为自己和半仙的差距那个真是大,“我与若,何足预彼哉!”

    那位说了,您慢着,这一段证明的是什么?这可不是贾谊受老庄思想影响的例子么?

    我说,不。当然我倒不是要质疑这段文字的真实性,虽然它们是诸少孙的手笔,但没有史料支持,我也不能开口就说人家是编的对不?

    我的意思是,也许贾谊真得拜访过那位半仙,也许贾谊真得发出过那样的叹息,但……这,都证明不了什么。

    鲁迅先生尝说过,伟人当然也要吃饭和作爱,但若因之就画影图形,在青楼里供奉起来,把他当作作爱的榜样……那实在是不正确的。同样,当贾谊在同一时期所留下的文字当中,所表现的尽是刚健昂扬,狂飚进取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不能只根据某处很可疑记载中的某一句话,就把他其它的表现全部抹杀。

    况且,即使到了长沙期间,在贾谊大失意的这一阶段里,我们仔细分析他的文字,仍然能够看出,他和道家清净无为之意的一个本质区别。

    道家的无为、无念,所导向的行动,是不复追求胜利与成功,是逃避,是曳尾泥中,而贾谊借助于道家思想所得到的,却是不再被自己的失败而困扰,是冷静,是潜伏待机。

    以易譬之,司马半仙面对失败的人生观,是索性“不永所事”,更告诉自己说成功者终究会“亢龙,有悔”,贾谊却是“潜龙勿用”,默默等待着“或跃在渊”的一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黯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那一种更高贵?

    关于贾谊思想的变化,我们还是到最后再讨论,先把这篇文章欣赏完。

    接下来都是这鸟劝贾谊的话,意思相近,咱们只取最后几句:

    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x粦兮,何足以疑!

    (看到“不以生故自宝兮”,熟悉道德经的人应该立刻就能想到“以不爱其身,故能全其身”的意思,确实,如果一句句掰开了啃的话,贾谊这服鸟赋简直就一李耳的摇滚版。)

    最重要的,是最后两句,细故x粦兮,何足以疑!

    x粦,这两字是啥意思呢?

    就是小刺,小草介子,小细鱼刺。

    想开了,你遇到那都小事啊,你至少比项羽强吧?比英布彭越韩信他哥几个强吧?比胡里胡涂死在那十几年里的老百姓们强吧?烦什么烦,天天愁眉苦脸的坐屋里运气,你TM烦不烦啊!

    简直有如醍醐灌顶!

    此即佛云所谓:分开六块顶阳骨,倾下一桶冰雪来。

    初读此文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未解世事多忧,后来大学期间重读,着意于研究贾谊思想学术的演变过程,也未多留意,直到如今,为了写这篇文章又重新精读一遍,方恍然觉着如雷音贯脑,方知何为大音希声。

    似又听到,在丙辰年的那个中秋,响起在长江边上那阵阵大笑: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

    全载此赋后,太史公再不多落一字,直接就向后一步大跳,一步就是一年多。

    后岁余,贾生征见。

    贾谊,终于回朝。

    关于这次回朝,有一首很美丽,也很忧伤的诗,为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剪影。

    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的政治生命与贾谊有相类的地方,在被器重和看好的短暂灿烂之后,便非自愿和不自觉的卷入了政治斗争,并因此而在后半生完全丧失了发挥其政治才华,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是以,在这一首诗中,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代贾谊所抱的不满和失望。

    确实,对一个一直以政治家自命并长期被压制冷落的人来说,在终于重新得到信任和器重之后,却首先是被希望能够将才华展现在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这的确近乎于一种嘲笑,而且,是非常冰冷和深刻的嘲笑。

    但,公允的说,我们还是应该全面考察一下这次询问的大背~景以及思考一下汉唐文化的差异再来下结论的。

    首先,看一下太史公的记载罢:

    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厘,就是祭祀时用的肉啊水果啊什么的,这里是一种非常精炼的说法,说他刚吃过祭祀用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汉文帝刚祭过祖,宣室,是一间宫室的名称,位置在未央宫的正北,具体有什么特殊用途我还没弄明白,但位在未央正北,又是在祭过祖先后来这儿坐,那大约该是静室一类的东西。

    具体故事和李商隐概括的差不多,可多了最后一句:“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哎呀呀,我很久没见贾谊拉,一直觉着他该已经废了,可没想到还这么能耐啊!

    请注意,汉文帝在最早时候是很清楚贾谊的才华的,不然也不会超迁他,可为什么现在会有“自以为过之”的想法呢?因为他在心里面,实在是已经觉得贾谊已经废定了:在那种烂环境下面,大概早就是每天酒酒肉肉PLMM的自暴自弃了吧?

    这样想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点遗憾和心痛,不过也无所谓,天下那么大,人才这么多,经不起挫磨的,废了就废了吧。

    没想到,结果却是“今不及也。”

    好家伙,这一下汉文帝可是大吃一惊了。

    我想,那时候,到后半夜的时候,汉文帝肯定是在不停的揉着眼睛,上下打量贾谊,最后为了要看清楚一点,就干脆再向前蹭几步。所以才会“前席”。

    (前席,就是从跪坐的地方向前挪几步,那时候人见面都是跪坐着说话,把屁股压在后脚跟上,这姿势我也试过,不行,连十分钟都坚持不了,贼酸贼酸的,想想他二位能这样顶一晚上,真是不服都不行。)

    小子,行啊你!

    前面说过,从两篇赋文的差异中可以发现,贾谊在这三年中至少是重新研习了老庄思想并有了很好的掌握,另外,关于神鬼之事,他应该也是在长沙期间研究并提升水准的。

    为什么?

    前面有说过,贾谊的出身学派是法家,这家都是什么人?商鞅,除了老嬴家最大那主谁他也不认;韩非,一开口就咬着五蠹叫劲;李斯,都到了快被赵高整死那会还记着“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和“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到推出去杀头时也只掂记没法拉一黄狗去打猎了,半点“我作鬼也饶不了你赵高!”的心思都没有。

    说白了,法家的人就只信法,不信皇帝不信臣,不信忠贞不信亲,天地鬼神,伯考先妣,皆不足信惧,他们就只信严格周密并被可靠执行的法律,连自个儿都信不过。你说,这样一群主会没事捧个小神主在心里运气念念叨叨?鬼也不敢信啊!

    并且,研究一下新书,也会发现,贾谊在第一次入朝期间的言论,虽然出现了一些与邹衍(对,就是纪嫣然她师父,项少龙的便宜师丈人)五行兴替学说相关的东西,但几乎不涉天地鬼神之事,所以,他没道理在那时就已经精通鬼神之说了,要不然,就凭他第一次入朝那牛劲,那懂得蹈光养诲?一定早就显摆开了。

    请注意:在汉朝,儒只是一种把持了祭祀权的学术集团,与后世的宋明理学差老鼻子了,理论底子也不行,论语不怎么熟,倒是一开口乱冒阴阳家那套东西,那时的朝廷上下,简直可以说除了迷信就是迷信,除了看过秦始皇的笑话,不再乱整不死药外,其它的是一样不拉,特别是谶纬之学,在汉朝时简直是光大至无以复加,也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可,皇帝信啊!

    上若好之,下必从之,楚王好细腰,宫娥多饿死的道理就在这里,考汉一代,指着扯这些个祥瑞啊,谶纬啊,冲忌啊之类的东西升官的一百两百都挡不住,中间连宰相都出过,在当时,要懂这个,就象今天会两门外语还有在美国拿的MBA证书似的,一出门倍有面子,那是光荣啊!

    你说,贾谊当时要就懂这个,他能在自个的奏折里一点不提?

    自古穷病思鬼神,祈天总源不信已。象法家的人一向刚毅刻薄,没听说有谁信这一出,在我的估计中,贾谊该是失意长沙之后,一时间没法接受现实,开始思考人生的道理,就象当初中国二十年代人人喊自己有办法救国,千种理论百家主义大串场一样,他那时脑子里该也有过一出大串场,而那篇鸮赋,则应该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从后来他的文章及政论来看,他仍然不象很好这一口,大概是当初曾有所研习,最后喳摩出它不大可信,但不信归不信,学问底子在那里,到底是研究过的人,一说出话来还是不一样,所以汉文帝还是要听他的,而且觉得他讲的好,“今不及也。”

    之后,则是对贾谊的再次任用: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

    很快,就又让他当太傅了,不过,这次是给梁怀王当太傅。

    梁怀王,这和长沙王可是大不一样了!

    那是谁?汉文帝的小儿子!而且是很得他欢心的小儿子!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贾谊回来了,真正的回来了。

    汉时无立长之制,皇帝中意谁就是谁,为此没少闹心,当初老刘家一开国时刘邦就差点把那傻儿子换成了和戚夫人生的小如意便是一例,后来汉灵年间刘协和刘辩的两家亲戚大打出手打到何进袁绍董卓纷纷往皇宫里跑也是一例,而且汉文帝本身也不怎么硬气,数长论贤都排不着,是周勃他们一拍脑袋选上的,更不大在乎这个。总得来说,梁怀王在当时看来,至少是有希望的继承人之一,贾谊给他当太傅,比诸当初呆在长沙当太傅,那落差,也就和他当初从太中大夫一头栽到长沙去的落差基本相当,只不过,这一次是回过头向上走了。

    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迹近不可能的重生呢?原因很多:

    大环境方面,是汉文帝已经实现了自己心目中的第一轮改造,比诸四年前,他已经牢牢的掌握住了权力并拥有了帝王所应有的威信,现在,他的思路终于可以较少擎肘的被贯彻到长安城中了。

    当初与贾谊做对的重臣,绛侯周勃此时已经免相就国,而且是时时生活在恐惧当中,史载其:“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就是说一有省公安厅的同志下来到绛地,他就怕是来杀他的,就把甲胄穿上,还让手下也拿着兵器才敢出去见人家。就算这样,他也未能幸免,被人上书告反,“下廷尉”,受尽折辱后方始释出,灌婴在周勃免相后接任相位,但太尉的官被免了,就是没权直接指挥武装部队,改文职人员了,而且,他的权威性,和在皇帝面前独立表达意见的能力也差了很多,到贾谊还朝时,他更已经过世了。

    要知道,周勃从免相时就不是自己要走,而是皇帝对他说:“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老同志啊,你帮朕想一想,朕前些日子让大家都别在京城里呆着了,都回自己封地上去吧,过富贵日子多好啊?可大家都不肯走,绛侯你是丞相,大家一直都知道我重视你,不如你辛苦一下,带个头吧,啊,你看成不?

    那东西…谁敢说个不?

    也就是说,周勃,他是硬被撵走的。

    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大背~景,不单是针对周勃一个,实际是面对全体的高祖旧臣,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说了,汉文帝他本来是代王,封在今山西到河北那一片,当时眼瞅着吕太后磨刀霍霍的四下乱瞧,心里就和唐初李益李贤那几位瞧着武曌拨拉算盘时的感觉差不多,一门心思只想怎么装孙子活过这一劫,发梦也没想着自己有能当皇帝那一天,事实上,直到周勃他们搞掉三吕,议立代王,派人来接他时,他还有点儿怯场,和手下商量到底该不该去。

    当时,他的一个手下是这样说的:“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

    就是说:周勃他们都是高祖那时的大将啊,那全都是玩兵法亮刀子吃饭的人,没一个实在心眼的,谁当时都有自己当皇帝的意思,只是怕着高祖和吕太后厉害罢了,现在刚刚把姓吕的除掉,算是解除了一个心理阴影,又喊大王您进京,可保不齐就是想把另一个心理阴影也一齐克服掉啊,大王您还是忍一下,先装几天病,看看苗头再说吧。

    应该说,这话确实不是无的放矢:汉建之后,真是基本上没消停过,刨掉长沙老吴家不算,建国那群异姓王就没一个落好死的,取而代之的,是“非刘不得为王”,是多得跟苍蝇似的一群大刘王小刘王,这也难怪人家老刘家看这些功臣大将不放心:你们这群人里个高点的都被我们家砍光了,现在是不是你们这群当侯坐后排的家伙也要开始有什么心思啦?

    当时,汉文帝确实是动了装病的心,还好另一个臣子跳出来讲了一堆大道理,列了一二三四好几条,讲的那是头头是道,可就这汉文帝也不放心,又占了一卦,是吉卦,才下决心进京,可到了京城外面还不敢进,又派了一位仁兄先进京城探路,谁呢?宋昌,就是上面掰一二三四劝汉文帝进京那位,意思就是:你不是口水多过茶吗?你不很有把握吗?那对不住了,你就硬着脖子先进去试试吧!

    还好,宋昌脖子挺硬,汉文帝也真有“天子之份”,周勃他们老老实实交出了天子印绶,奉汉文帝当了皇帝,而且也算忠心自律,除了偶尔嘟哝一下“年少无知”外,倒也没擅过什么权。

    可汉文帝还是不爽。

    这里面,要注意一点事情:就是汉文帝这皇帝不是通过正常的皇权交接手续即由前代皇帝确认其合法性后上任,而是由几名大臣合计出来的。

    这还得了?!

    以臣子之身议立皇帝乃至佐政拥朝,中国历史上,这样干过的家伙也算不少,可掰手指数数,都怎么样?

    汉大将军霍光,立了汉昭帝,结果昭帝天天对他“芒刺在背”,一直忍到他过了世,终于忍不下去,把他一家子都诛了;汉相梁冀,为了立新帝连原来的皇帝都毒死了,可到最后新主子还是不领情,杀的整个梁家差点就此玩完;南朝宋帝荒淫,傅亮谢晦几个家伙一气就干了,结果刘义隆上了台就反脸,杀的杀,贬的贬,是一个也没留下,…基本可以这么说,除了常常被这些家伙挂在嘴边的“行太甲之事”的伊尹之外,没那家子能带着个好下场走人。

    或者就是另一种类型:董卓废汉少帝,立陈留,之后差点没把汉室给灭了;司马懿把曹髦当小孩子一样换换,换到最后到底换了他儿子上来当皇帝;萧鸾废齐帝,废了三个月后嫌不过瘾,干脆自己当上皇帝…总得来说,皇帝者,私器也,那能让臣子作主?那是什么?

    岂不闻太白有语乎:“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所以,汉文帝对这批老臣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和深入骨髓的,这批老臣对皇帝的担忧和畏惧也是出之有因和日夜浇积的,这些东西,是中国几千年诸侯纷争和帝制文化累积流变的必然,是任何一个新朝代建立后都一定会上演一遍的剧目,决非几次示忠和几次示恩就能消弭的。

    所以,汉文帝的清退这批老臣乃是一种必然,培养重用自己的班底也是一种必然,而贾谊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迎合了这种必然,这,是大环境,是贾谊复用的外因。

    (再顺便说一下,注意一下前头对贾谊早期政见的概括,当中有这么一句:“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就是说,贾谊之前早就出过这个点子了,只是那时没执行下去。)

    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因,是贾谊自身的原因。

    贾谊,他正如自己早年作品《劝学》中提出的一样,始终笃记“时难得而易失也”的道理,虽经起落,但研学之心、忧国之情,却终不有损。

    又有人问了,您慢着,您刚才不是还说的吗,贾生过汩水时那态度可不大健康啊,对组织的安排极不满意,都搞到破口大骂了,整一个“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典型啊!

    这个,发牢骚不等于不读书不作事吧?

    刚才已经有作过分析,长沙三年,对贾谊整体的思想体系其实是一次再塑造,帮助他更广泛的吸收了一些他过去因高视阔步而看不清楚或看不入眼的东西,帮助他从微观入手,具体的考察研究了一级政府的运作细节和规律,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但同时,也是不容易的,对一个风光人士都不容易,对一个败北者,一个随便怎样堕落和放纵都会得到同情认可的败北者就更不容易。

    ……但,贾谊他作到了。

    贾谊在长沙前后四年,在此期间的文字,太史公仅仅提到了鸮赋,但综合其他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下来,新书当中《阶级》、《铸钱》、《铜布》诸篇一定是成于这一时期,而《藩伤》、《藩强》诸篇,虽然被认定为二次入朝期间所作,但也必定是在这一时期内基本成稿。

    《阶级》一篇,日期最好确定,汉书中虽然将之与其它多篇合入《陈政事疏》,但配合同一时期的史事,它显然是作于汉文四年前后。

    前面有说到,绛灌诸臣虽然发挥影响力,成功挤走贾谊,但纵观汉史,这也已是他们最后的舞蹈,之后,随着汉文的威严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察颜观色者开始犹豫,并最终决定尝试着将这些高大威严的群像推倒。而其中最为特出的绛侯周勃,当然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众矢之的,就国之后,很快又被系回,投狱,苦遭侵辱,以至于他竟然说出了“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样的话。

    从文字上来看,这似乎只是误会,在搞清楚之后,汉文便很快“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将周勃释出,就国。不过,当然,这样说话,就和说秦桧杀岳飞与赵构没有任何关系一样的可笑。

    既然是皇帝的决定,当然没人会不知趣到出来开解,毕竟,虽在秦汉,太史公的风骨也是极为少见的。

    最后帮助周勃脱狱的,是薄太后,但在此之外,却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所有人摔碎眼镜的名字,上书为他纾困。

    贾谊。

    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

    我听说啊,帽子再差,也不会踩在脚下,大人物有了过错,可以免了他,可以赶走他,甚至可以杀了他,但不能羞辱他啊!

    当然,你如果用最恶的恶意来揣摩的话,这个上书,倒也可以作出多种解释。比如,他是想唆使皇帝,直接给周勃一个痛快……不过,我相信,会这样想的,千里无一。

    应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贵族意识,一种发自内心的傲慢,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贾谊认为周勃要杀也该用虎头铡,不能上狗头铡这么欺负人……在我而言,实在并不赞成贾谊这样的理由,但,他可以上书为自己的政敌开解纾困,却是一种真正高尚的举动,至少,我很难相信,一个对自己放松要求,不再严谨奉礼的男人,会作出这样高贵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贾谊诸疏当中,这倒是的少有几次立刻得到执行的之一,文、景年间,列侯虽罪,不系狱,直到汉武中期,才又重新开始请这些贵人去坐牢,当然,那些罪侯倒不见到因为这就感激贾谊,因为……基本上都是直接“赐自尽”了。)

    《铸钱》、《铜布》诸篇,是针对铸钱的事。

    汉初国家专铸铜钱,但到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就是让地方势力可以自行铸钱了,只要符合国家统一的标准就可以了。贾谊听说了这事之后,大为吃惊,连续上书,疾言不可。

    应该说,贾谊看得很准,私铸之风一开,首先就是肥了境内有铜山的诸王,国力日强,不臣之心也就随之勃然(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个著名的得利者,就是我们的邓通同学,他仗着皇帝喜欢,自己在川中圈了几座铜山,开炉铸钱,那叫一个富的流油,不过他最后还是没得好死,家财尽没,冻饿馁亡,倒是便宜了卓文君他爹等一批人,成长为自清寡妇之后的又一批川中巨富),同时也对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形成了重大的干扰,不过汉文应该说也有汉文的道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没有足够多的鉴别和监视手段,想严禁私铸也是不可能的,那还不如开禁让他们公开化,也算是藏富于民。但,正如后世王船山的分析一样:“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好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汉文的这一政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伴随着整个两汉兴亡,始终未有完全消散。

    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是贾谊对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状态与可能的反应,显然比汉文以及朝中那一批参谋、智囊等等看的更加清楚,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皆可知”这几个字用得也并不算过分。二是贾谊虽然僻处江湖,却仍然心怀魏阙,一动一静之间,合乎节、切于机,换句话说,尽管有着当初那激烈无比的牢骚,他在行动上却没有放纵,更没有放弃。第三,贾谊早年及第一次入朝期间,所言多为礼法学术,对经济方面的议论,仅限于积粮劝农,以益国力,那本来就是法家抱了多少年的老原则,不算新鲜。涉及到活生生的经济议题,这可以算是第一次……而且一说就说在了点子上,那如果这还不能证明他在这几年间继续有刻苦用功的话,我就想不出该找什么证据了。

    同一时期,贾谊还推导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为什么长沙王可以成为硕果仅存的异姓王。

    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则最后反。长沙乃纔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

    ……说白了,以其弱小,而得其生!

    这是充满着辩证智慧光芒的论断,也隐隐渗透着老子祸福同门的味道,说出来之后,似乎很简单,每个人都会说这很好理解,没什么希奇,但在贾谊之前,却并没有其它人作出过这样的分析,甚至,我认为,就算是在汉初可称“天下一儒”、才华无双的贾谊,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长沙的卑湿,大概也不会恍然大悟着看透历史旋涡背后的真理。

    可以说,正是因为贾谊的坚强与固执,因为他的不放弃,因为他对自我价值的尊重,他才能够在那卑湿之地等待到回朝的机会,和迅速的再一次证明自己有足够能力承担公卿之位。

    当然,贾谊最终的结局,依旧不幸,梁王早丧,贾生病亡,但,在我看来,二次回朝的贾谊,已经等到了机遇,也迎来了飞翔的天空,梁王的堕马以及贾谊的健康,那更多是一种意外,而非历史的必然,况且,那个意外,也只是斩断掉贾生在“当时”的道路,却阻止不了他通向“永世”的天阶。不要说他名垂千古的绝美文字是怎样被一代代的中国人记忆和诵读,不要说他那冷峻通达的政论是怎样被无数有心有志有身份的大人物拿起来研究、解读和阐发……只要看一看贾谊生前诸多疏文是怎样在他身后被一一贯彻执行,和那些未被接纳的进言最终又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便可知道他已成功。

    汉以土德

    削藩

    明制度

    列侯就国

    去收孥污秽之罪

    除诽谤妖言之罪

    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分封诸王子弟

    戒淮南

    …………

    对贾谊生前身后的评价与总结,我愿直接引用另一个人的诗,一个曾经无限欢欣着吟出“春风又绿江南岸”,也曾经无比自信的写下“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巨人。

    贾生

    一时谋议路施行,谁言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以三十三岁的人生来衡量,他一事无成,但以两汉四百年的时空来衡量,以至今两千年的时空来衡量,贾谊……他已成功。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零五年八月

    订正于西元二零零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