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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带出来的？监控视频只拍到被告拿着一个黄色塑料袋离开，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里面是什么。如果真的是毒物，为什么不放进书包，就这样放在一只半透明的塑料袋里，未免不符合常理。当然，这种案子越是伸冤就越是受到更多人的攻击，连钟律师都被殃及。虽然有些话已经涉及人身威胁，但钟占飞毕竟是半老头子了，还是觉得没什么可怕的。直到最后，有人在网上公布了他儿子的姓名，年龄，在哪所学校，哪个院系就读，问他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他儿子身上，他会作何感想？又过了几天，真的有一只黄色塑料袋出现在他儿子的宿舍里。那天之后，他就决定不做了，解除委托关系，注销执业证，连微博账号都删了……”

    听到此处，余白心里又生出一阵阵凉意，那种感觉与读到田盟的文章时如出一辙。果然，唐宁和他的师父一样，他们选择退隐江湖，从来都不是因为自己。

    她怔在那里，正要再说什么，门上却传来两声轻叩。

    “怎么了？”她一惊，捂住手机回头问。

    唐宁在外面轻轻笑了，隔着一扇门道：“你跟唐律师说一声，有什么话直接过来跟我说吧，我等着他。”

    第82章 至呈1992

    余白想，既然这件事她说服不了唐宁，那就只能请高人出马了。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唐律师都是担当这个“高人”角色最恰当的人选，也可能是唯一的人选。

    于是，她也不管唐宁是不是假客气，即刻在电话中转达了这个意思。

    唐嘉恒听闻，答说：“好，我现在就过去。”

    挂断之后，不过二十分钟，人已经到了。就跟方才那通电话一样，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

    唐律师还是一身西装打扮，像是从所里直接过来的，让余白又生出一丝不劳动者的负罪感，而唐宁偏还在泳池边一张长椅上瘫着，听到父亲进门的声音才爬起来。

    三人在露台上坐下，夜色早已纯熟，放眼望出去，沉沉涌动的江水映着两岸闪烁的霓虹，像是墨汁里倒进了五色荧光染料。

    “这次的事知道哪儿错了吗？”爸爸开始训话。

    “您说吧，我听着。”儿子却是一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的样子。

    唐嘉恒也不跟他绕弯子，直截道：“就算是执法部门，处理涉毒涉黑的高风险案件也会采用跨地区临时组队的形式，侦破，抓捕，审讯都会是不同的警员，绝对不会出现个人英雄。这种做法也许影响效率，写成故事也没那么好看，但这才叫专业。如果你当时眼光远一点，一旦有了什么想法，多跟团队沟通，而不是自己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总是企图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揽下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下唐宁不响了，余白听了也是服气的。

    的确，要是唐宁在注意到万燕案和乔成案之间的联系之后，委托其他律师去做接下来的工作，就算后来又做了钱思涵的案子，让田盟在网上爆了信息，也不至于会被肖宾当作仇人盯上。

    道理她都懂，但余白还是觉得有些不对，隔着唐宁看了一眼唐嘉恒，心说：您应该是来鼓励他别放弃的吧？一上来就这么言辞激烈地批评教育，效果会不会适得其反？

    果然，唐宁自嘲一笑，答：“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唐嘉恒倒也不急，搁下他不理，反对余白道：“唐宁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家几位老人的事啊？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总是想起来。”

    余白摇头，乖乖等着听下文。

    “我爷爷是孤儿，外公出身书香门第。爷爷总是笑外公天真，不懂世道险恶，明哲保身，可你知道我外公怎么回答的吗？”唐律师说下去，用故事中人的口气自问自答，“是，我生在大家族，你从小吃苦，所以我天真，你世故。可如果就因为你这样笑我，我便就此觉得自己做的不对，也学着你事故，这世上岂不是再无天真之人？那些需要足够天真才敢去做的事，就再也没有人去做了。”

    这番话听得余白颇为触动，但唐宁或许早就听过，只是不太认真地反问：“那您呢？您算是世故还是天真？”

    “要看是什么时候的我了，”唐律师不以为忤，饶有兴味地回忆起来，“我是八十年代上的大学，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不像现在，年纪轻轻的就在比谁更现实，其实还没见过多少人，经过多少事，就急着告诉别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免费的美好，所谓理想都是空想，朋友之间都是塑料的友情，爱情的保质期仅仅三个月，好像只有接受了这些观念才能够算的上成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

    “不一样是什么样儿啊？”唐宁问，语气仍旧介乎于捧哏和抬杠之间。

    唐嘉恒还是不介意，继续想当年：“那时候，大学里分了四类人，麻、托、舞、鸳鸯。麻就是麻将和纸牌，托是托福，舞是舞会，鸳鸯就是谈恋爱。”

    “您是哪种？”唐宁这下真的笑出来。

    “最开始是舞，后来是鸳鸯，”唐嘉恒也笑着回答，“你妈妈当时是A大新闻系的系花，比我高一级。大一开学第一个礼拜，她扫舞盲扫到我头上。我年轻不懂事，就被她带坏了。”

    提起母亲，余白感觉到气氛微妙的变化。她看了一眼唐宁，见他转过头去望着远处的江面，目光有些许的凝滞。

    唐嘉恒却好像并无所感，径自说下去：“同寝室的几个人都是托派，就想着毕业出国。那时候你太爷爷太奶奶都还在旧金山，我有现成的侨属关系，却偏不想去。追你妈妈的人太多了，她还比我早工作一年，我怎么敢走啊？等我大学毕业，我们就结婚了。我进了A市律师事务中心，每个月拿三百块钱工资。过了实习期之后独立办的第一件案子是两个人在街上打架，总共收到律师费225元。”

    余白听着，有些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唐嘉恒，不像是她印象中的唐律师，而更像是一个八十年代版的唐宁。

    而唐嘉恒说下去，更加丰满了这样一个形象：“当年，H市下面一个小地方发生一件杀人案，市局督办要求一个月内破案，被害人邻居家的儿子被当作杀人犯抓了起来。到了庭审的时候，就连法官都认为关键物证和鉴定结果存在很大问题，却又因为公检方面的压力迟迟判不下来。当地的律师根本不敢接这个案子，导致当事人已经被超期羁押了一年多。家属挑着行李到A市来想办法，先是找到电视台，电视台也不好干涉。你妈妈刚好是那档节目的责编，就把这人带我这儿来了。中心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别管，但我还是接了，为这件案子到处跑了两年多。最后一次庭审，我在法庭上拍了桌子，完成结案陈词之后，还做出了单方面退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