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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沿，也正朝他这里看过来。

    他看到她在哭，忽然就明白了。许多年以前，另一个哥哥也对她说过，你等我回来，但最后却没有回来。

    她就是不想听见他说这句话。

    他转身回去坐好，装作望着窗外，避开母亲的目光，无声地落泪。他已经大到不合适再哭了，他知道。

    在海上漂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回到旧金山。

    或许用“回”这个字并不合适。时隔五年，他已经觉得这里很陌生了。

    新的建筑，新的街道，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在那个半岛上洋洋洒洒地铺张开来。

    小时候的玩伴变得认不得了。他们认为他很奇怪，他也很难理解他们的想法，觉得他们真的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岛上，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哪怕这个岛很大很大。

    那段时间，他一直给吴沁写信，跟着母亲的邮包一起寄出去。

    在那些信里，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

    比如他进了新学校，刚开始不太习惯，但他的成绩还是很好，就连最难的拉丁文都能考到优秀，这多亏了吴先生一直教他。

    比如他们搬了新家，位置比从前偏僻一点，但是房子后面对着海和松林，每天夜里都能听着海浪的声音入眠，再听着海鸟的鸣叫声醒来。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但是，那些信寄出去很久，始终没有收到回音。

    起初，母亲告诉他，信需要通过香港的朋友转寄，所以路上的时间或许会比从前长一点。

    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他还是没有收到上海来的回信。

    直到有一天，母亲给他一个纸盒，他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最近的几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为什么？”他诧异地看着母亲。别的孩子可能常被敷衍欺哄，但自他记事以来，从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那天晚上，母亲与他长谈。有些事，他似懂非懂，只记住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一幅铁幕正在海面上方缓缓地落下，所有人都只能做出选择，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就是这么不巧，他在此岸，吴沁在彼岸。他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随后的那几年，他就像其他孩子那样长大，念书，运动，社交。城市变成更大，更繁荣，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但也有些时候，他与其他的孩子不同。他开始写一段回忆录，有关他们在上海的那五年时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细细碎碎，什么都有。比如飞涨的物价，加油站门口汽车的长龙，排队买户口米的人群。

    他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功课很多，又是第一次写这样的文章，写得很慢。但他不急，反正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以及在等待的同时，为回忆添上了越来越多的细节。

    比如他到上海的第一天，那个认错了他，叫他“哥哥”的女孩。还有那个雪天，女孩脱下棉鞋，送给乞讨孩子的那一幕。

    有句俗话，全世界都下雨，只漏了加州。分明就是三面环海的一个半岛，但旧金山却总是很干燥。但记忆里的上海却与此地截然相反，梅雨季会下绵绵一个月的雨，街道积起水来，底楼浴室的墙角只要几天不刷洗，就会长出霉迹，渐渐蔓延成瑰奇的图案。

    文章并不太长，不过薄薄一叠稿纸。但等到他全部誊写完毕，已经是 1954 年。

    那一年，他大学入学考试得了高分，尤其是写作部分，他给伯克利寄去申请，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只等次年中学毕业，便可进入文理学院学习。

    听到这个消息，相熟的人家都表示羡慕，觉得父母教养有方，孩子前途无量。而他大概也是百无聊赖，得意忘形，把那一叠书稿寄给了纽约的一家杂志社。于他意料之外，他的中国故事真的发表了，分了五期刊载在那本杂志上。

    最初的两期印出来，一片好评。

    编辑告诉他，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甚至认为会像三十年代的赛珍珠一样畅销一把。而且，他还这么年轻，也是个卖点。

    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后，事情开始变了。

    在书稿的后半部分，他写了父母与吴先生办的几宗案件。

    比如战后的上海，仅美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的事件就发生了一千两百多起。

    在天津，美军汽车肇事占全市此类案件的七成之多。驻津美军当局甚至规定，轧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十万元，而轧死一头驴则需赔偿法币一百万元。

    比如一名美军士兵雇车，车夫不懂英语，动作稍慢，士兵竟拔出军刀割掉车夫五根手指。还有车夫因为索取车资，被打美军士兵殴打致残。

    比如一个中学生只因穿着一条美军卡其裤，遭到美国宪兵的枪击。

    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被两个美军士兵强奸，事后却还要经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讯问，问题诸如——

    “你挣了多少美元？”

    “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还在外边跑？”

    “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来的？”

    而且，所有这些案件都只能根据 1943 年中美双方签署的中的规定，归美国军事法庭裁判，中国司法机关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询问进行之程度，以及在裁判之后抄录其判决的原文。

    而后，又是 49 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军纪的整肃，城市里的新气象。

    连载到此处，唐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

    两名便衣探员到学校来找他，把他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打开录音设备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父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给中国寄去的邮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你认不认识宝莉华莱士？”

    唐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我只有十六岁，你们没有权利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讯问我。”

    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的父母当即到学校要求见校长，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怎么可以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接受传讯？

    但校长却答非所问，说唐延只是个孩子，只要他停止杂志上的连载，并且申明文章所写有误，对读者致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不涉及任何惩罚，也不会对他的学业产生影响。

    “我写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其中没有虚构的成分。”还未等父母说什么，唐延已经开口，平静而又坚决。

    就像十年前，刚刚上小学的他对包班女教师说：“No，thanks.”我不适合做这份作业。

    只是这一次，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他被停学了。

    到了第二年，风向又变，事情不了了之。他只需要忘了这件事，就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日子，念书，运动，社交，拿到毕业证书，去伯克利上大学。

    但他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忘记。身边的同学